信任的炒股怎样融资 陈平：如果一味追求超大城市化，那么农民怎么活？_城市群_中国_进行

2025-04-13 21:4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信任的炒股怎样融资，中国加速进入了城市化进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飞速发展并迅速扩大规模，占比全国经济总额也越来越高，无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北上广深高楼如雨后春笋林立，并迅速蔓延至一线远郊以及周边二、三线城市，形成辐射，周边地区也兴起城市群或都市圈。但有过到发达国家游历的朋友们或许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并非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除了几个国际化核心城市和城市群，如纽约、洛杉矶、东京、首尔等，也只是在中心区域内满布鳞次栉比的高楼，在远郊都是以两到三层的小洋楼为主。除了核心城市，其他城市几乎满布低层及独栋小洋楼。甚至有过去温哥华的朋友觉得那就像是个大型农村……

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超大城市和城市群数量少，城乡的界限也并非那么明显。

中美的城市化进程有着相似之处，但为何工业化进程领先我国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要进行如此布局？对我国来说超大城市化真的有百利而无一害吗？对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平教授作出了解读。

如果一味追求超大城市化，那么农民怎么活？陈平之问，振聋发聩。

陈平

一、"工业党"所推崇的大城市圈

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工业文化兴起，互联网上“工业党”也迅速崛起。

工业党观点的产生有内外之因。外因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打压，尽力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打压。内因则是中国发展的需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他们提出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论，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经济循环，来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国土面积位于世界第三，人口总量多，自然资源种类丰富，通过发挥强政府优势将资源进行集中调配，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发展，避免无效努力。

依托政府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可以加大力度对高精尖科技的投入，使我国逐渐能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技术进行抗衡，逐步脱离对发达国家的科技依赖，可以做到不怕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也就不用美国的打压。

在国际上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循环圈，形成有别于美国的一套竞争体系。

而在国内，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大力推动工业化，形成几个超大城市群，依托城市群自身的不同优势，布局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化竞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超大城市群的兴起与建设正是基于这个模式的需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超大城市群飞速发展。早在2010年，长三角超大城市群就已位列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珠三角地区也逐步打通与港澳之间的壁垒，逐步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对周边区域进行辐射，并已经超越日本东京城市群，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带。

可以说，工业党的理论大部分当下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是契合的，但其基本观点有着相当激进之处：他们提出要将一半以上的人口从农村吸引进城市，在全国全面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

对此，陈平十分认同工业党的爱国之心，也认为他们提出的实业兴国和科技兴国的战略大方向是对的，虚拟经济成为主导需要被警惕。这一点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但陈平对他们提出的激进理论却有所保留。他认为一味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无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激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二、警惕超大城市激化危机

林立高楼之间蔓延的城市病

陈平认为，首先从国际环境进行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保持对中国的长期打压。尤其是美国，一旦中美发生高科技战争，得州和加州等对中国市场依赖性极强的大州就会首先闹独立。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打法，只能是一时之计，注定无法长久。

并且，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中国人口的规模、生产规模和国防的规模都已经十分客观，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已经是肉眼可见。但美国这时对美国进行打压的动作，实际上是佯装以中国为目标，实则把目标对准其国内。其目的是打压民主党的福利政策。

因此，尽管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但并没有威胁到我国生存发展的根基，我们并没有到需要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不顾一切进行发展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

在技术至上的工业党看来，创造经济增量是目的，而陈平则是提出在创造经济增量的同时，要维持经济发展的稳态。

其次，飞速的城市化发展，隐藏着不少的隐患。

陈平提出，由于我国国内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土地面积不足，许多超级大城市不得不建设大量高楼大厦。在超一线城市甚至能见到三十层、五十层的摩天大楼。

聚居在高楼大厦之内，假如发生突发性灾害，如地震、战争、大型火灾等，将会是一次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交通拥堵、卫生状况、生存空间压缩、心理压力和心理疾病等问题也悄然在城市中降临。而一旦城市老龄化，电网、水网管道老化，停水停电在平时或许是小问题，一旦遇到特大灾害，这些问题甚至会危及生存。

而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旦发生，这些高度依赖房地产的超大城市，恐怕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房子没有人接手，币值大幅贬值，失业潮爆发，在城市里恐会寸步难行。

新冠疫情之下，无数实体产业被迫停摆，大量员工被迫下岗。历史上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时，实体店大量倒闭，失业人口也是大量爆发。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美国超级大都市洛杉矶，由于电网老化引发绵延火灾，美国西海岸一夜之间火势蔓延不断。

为了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洛杉矶的住房高度全部被控制在三层以下，但资源消耗巨大的问题依然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目前的洛杉矶，不得不面对着资源紧张，环境破坏严重的问题。

为了缓解城市聚焦效应将大量人口聚集在现有的省会或枢纽城市，我国目前的举措是飞速培育新的中心城市，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超级城市群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尽数崛起，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均衡分布。

而这些城市一旦形成超大规模，人口再度聚焦，等到再无其他城市可以培育时，这些超大城市将会陷入困境。就目前来说，超大城市的衰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趋势，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向着中小城市落地。

技术代谢迟缓和大量失业

按照工业党的思路，技术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目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会由于技术的革新迎刃而解。

打个比方，工业党对常见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是：生育成本过高可以依靠社会化抚养、耕地质量恶化可以等待人造肉或农业集约化大生产、农民进城造成的大量失业问题可以等待新的产业出现对他们进行吸纳……

因此在特大城市中实现技术产能的革新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且不说目前以至将来的政策和技术能否实现支持，即便未来真的由于技术发展产生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目前来说也会造成一种迟滞。这种迟滞对社会来讲恐怕会带来负面影响。

从历史上看，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经济大量增长，这毋庸置疑。这也是工业党工业至上理论的根基。当然，我们不会对这一点进行否定。

陈平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新老技术交替的剧烈程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但一个技术拥有其“生老病死”的周期，在其不同周期内对经济影响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这也会影响它的供求关系。

当一个工业产品处于上升期时，市场表现可能会是供不应求。一旦这个产品进入了夕阳期，则会造成产能过剩，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与此相关的工作人员，将会大量面临失业。

而一个随着一个新技术进入新生期，规模正在递增，能吸纳的就业人口会比旧的技术规模要小，而培训一项新技术的相关人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新旧技术交替之际，就会在一定时间内产生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不稳定性。这段交替期，可能将以年为计算单位。

更为糟糕的是，产业升级与劳动密集是相悖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劳动成本的下降，相关工作人员的精简，这本身就会产生更多的失业人口。因此一旦产业升级或产业转移，将会带来大量失业人口。

举个例子：假如A产业进入夕阳期，但目前依然吸纳了1亿就业人口；而B产业正在上升期，吸纳的人口仅为1000万，等到B产业扩大到A产业的规模时，还需要5年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内造成的经济迟滞发展和人口大量失业就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而在此期间，假如A产业进行升级，就业人口规模进一步缩减，造成的失业问题则会更加剧烈。

陈平预计，制造业能吸纳的人口也就近2亿左右，吸纳不了的人口只能转为服务业从业人员。而这次的美国疫情就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危机，必须依附于实体产业的第三产业从业者会是最先崩溃的一群。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一味地让农民进城务工，在就业上会产生很大的难题。

巴西是个很好的例子。巴西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把土地变卖后进城务工，加入工业化的时代大潮中。然而后来经历了几次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资本从巴西进行撤离，引发了国际企业、工厂转移，产业规模急剧下降，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农民因此失业。

他们想回到乡村，土地已经变卖，只好回到城市中，形成大量贫民窟。

存量不足和规模上限

工业党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往往会忽略市场竞争的本质是存量之争，并且有规模上限作为前提。因此在竞争时，除了抢占存量，往往会在现有存量中创造出更具有效益的经济模式。

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新的产业的出现就是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蛋糕，而市场竞争就往往是在瓜分这块蛋糕，更有效益的竞争是思考怎么去更快地得到更大的一块蛋糕的方式。但假如，这个蛋糕整体被外部力量缩小或者折断了瓜分蛋糕的刀子，取得的蛋糕就会变得更小。

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理论上，只要华为技术不断增长，他们取得的蛋糕就会越来越大。而美国通过贸易战掐断了华为的芯片供给，这就限制了华为能取得的蛋糕的量。这就需要外部的政治因素之间进行博弈，才能使得华为的存量被恢复。

因此，美国假如要对付华为，可以采用科技战的手段，也可以使用贸易战的手段。前者可以依靠技术解决，而后者只能考虑陈平提出的规模限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内部经济环境的稳态与安全性。

三、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建设农村的现实意义

其次，陈平赞同温铁军的看法，认为多数农民的生存根基在农村。如果大量的农民废弃耕地进城务工，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恐怕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还要更严重，并且还可能引发粮食短缺的危机。

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应该保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这是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保持我国粮食安全稳定生产的耕地总数。

发展工业化，固然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但前提是有饭吃，如果没有人种土地，我们就将面临饥荒，届时唯一的解决之道只能是进口粮食。陈平认为，要实现中国的小康社会，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就是要让农民留在农村，因为农村是农民的根。

在农村，农民不仅拥有自己的房子，也有自己的土地，这些都是农民的财富，农民同样可以在此发家致富。

温铁军教授不断强调过农村产业从业者的一个特征：忙时务产，闲时务农，农产结合，可进可退。陈平也举例曹操的屯田制度，战时为兵，平时为农的屯田制度，这种制度直到目前还在小规模范围内沿用。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应对生产过剩的稳定后方的方式。这种模式，恰恰是乡土社会固有的特征，在当下高度分工，资本化的城市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因此如果是城市人口失业了，那他就只能在家待业，自己榨干自己的剩余。

由此可见城乡二元的结构，其实正符合了我国当前尚且保有8亿农民的现状。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寻求出路而非一味进入城市化进程。

在当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模式下，农民未必要去种粮食，根据温铁军教授的思路，其可以从资产化的生态资源中获得类似于分红的收益。

原先农村发展的形态是种植+产业，那么在未来可能是生态股东+产业模式。无论是那种，都比城市中沦为996社畜甚至失业的人口要安全。对于像京东、阿里这样的资本而言，具有先天条件优势的农村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场所。

资本家尚且将锐利的目光投向农村，是否就说明农村尚且具备我们未曾发现的亟待开发的价值呢？这或许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如今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甚至在经历失业后亦不愿回归农村，正是这种激进的城市化所造成的结果。

正如温铁军教授所说：“中国城市化并不是一种长期的客观规律，恰恰是一个人为因素较大的短期规律以及其惯性使然”。

筑巢引凤，不筑巢又如何引凤？不去振兴农村，进行农村基础建设改造，保障农民在农村居住的环境、收益，又谈何保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

农业现代化

当然，农业工业化也是一个路子。但农业工业化受限于技术，对耕地条件是有要求的，需要做好规划布局，同时警惕对生态造成破坏，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但陆铭认为，如果年轻人不愿留下，这样的家乡终归会自然而然的消失，只有适合大规模集约化耕种的乡村，将来才会吸引资本，留下大量的年轻人，成为工业化农场。然而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一个个拥有人文历史和记忆的村庄渐次消失。

就地工业化的优势在于进入工业的壁垒低，可以以最少的资金和技术启动工业化。但日后发展缺乏后劲，且产业升级换代成本极高，给生态造成的破坏也是极大的，甚至不可逆。

因此“就地工业化”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业化。它是一种资金短缺、技术不足情况下，又迫切想发家致富的一种选择。

通过就地现代化发展的农村社区，其最终走向和归宿不是城市或小城镇，而是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农村“全要素生产力”的升级换代，促进农村产业现代化、生成现代农村文化传统、提升村民现代素质以及发展现代农村社会公共事业。

新农村建设强调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就应该是农村就地现代化路径发展下的农村社区景象。应坚定地结合中国实际来发展中国农村社区，坚决地在中国农村选择一条不同于城市化的就地现代化发展路径。

四、乡土与工业，从对立走向和解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贯穿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乡土文化，已经深入了国人的精神深处。精神寻根或许也需要向着乡土去寻，而这一精神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合一。

在人的基因深处，恐怕潜意识里对自然也是有所向往的。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之中，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巨大，宁静淳朴的乡村不自觉会成为每个人心中的“桃花源”。

如果是像日本德国那样建设完成度高，与自然和历史文化完美契合的乡村，无疑会令人感受到乡村的迷人之处。

我们所熟知的，具有“京阿尼”爱称的京都动画就坐落在远离大城市的乡下，身处恬静的乡村，风光秀美，或许会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与艺术类似，快节奏的大城市并不是科研工作的合适环境。

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有深度地发展，乡土社会的宁静完全必不可少。

工业党的偏颇之处，就在于将城乡完全对立起来，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乡土文化和工业文明，认为乡土文化最终会被工业文明完全取代。但不仅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需要宁静的土壤，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宁静的土壤。

科学发展是科学思想和产业模式相结合进行推动，需要的是一动一静的结合。静是乡土社会提供的宁静思考空间，动则是城市工业文明提供的实践空间。从这一点看来，情怀党和工业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本身就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

农村发展的破局之道，或许需要借助工业文明的优势；而工业文明发展之中与生态和人文之间的割裂，或许需要乡土作为缓冲。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

对于我国来说，上下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深入骨髓，让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进行彻底取代，恐会让我们的精神彻底失去“根”。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新与旧的交替，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看待我们来时的路，以决定我们将向何处去。

我们想实现中国梦，更应该采取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就是陈平教授所倡导的，在经济增量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和安全性。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存在的逻辑之一。

激进的工业党总会以《三体》为范本，从行星文明的尺度，说明当人类面临生存危机时，人文在技术面前完全无用。

但首先，我们当前并没有处在如此极端的生存困境之中，此类忧患意识虽并非是杞人忧天，但是否是我们当前最为迫切最为紧要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更需要思考，人文对国家、民族的建设是否全然无用？

最后，陈平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不在于一味追求超大城市化，盲目扩张超大城市规模，追求全面城市（镇）化，将农民吸引进城，而是在于解决教育、科学、医疗新三座大山上的核心障碍，解决贫富差距和舆论割裂。

参考资料

1、博智论坛：《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陆铭

2、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论坛：《任泽平谈“都市圈城市群模式”》，任泽平

3、眉山论剑栏目：《如果一味追求超大城市化，那么农民怎么活？》，陈平

4、人民网：《城镇化不是产业化》，萧洪恩

5、商业时代：《农村就地现代化发展模式初探》信任的炒股怎样融资，戴维；梁博强；萧洪恩